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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藏地的作家——范稳
发布时间:[ 2018-09-19 10:40 ] 文章来源:< 综合 > 浏览量: 3921
    西藏,这片神奇的土地为中国当今文坛创作提供了取之不竭的题材和巨大的想象空间。从展现多元文化的灿烂与丰厚,文化、民族、信仰的砥砺与碰撞,坚守与交融的《水乳大地》,到诠释藏民族宗教文化底蕴的《悲悯大地》,再到讴歌信仰、爱情的坚守与坚韧的《大地雅歌》,四川作家范稳用10年的时间完成了自己的“藏地三部曲”,为当代文坛异彩纷呈的藏地题材作品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范稳,二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从小生长在四川,1985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同年被分配到云南省地质矿产局宣传部,1990年调云南省作家协会工作至今,现为《文学界》副主编。他1986年开始发表作品,已发表的文学作品400多万字,出版长篇小说四部:《骚庄》《冬日言情》《山城教父》《清官海瑞》;中短篇小说集两部:《回归温柔》《男人辛苦》;报告文学一部:《生命与绿色同行》;文化大散文三部:《苍茫古道:挥不去的历史背影》《人类的双面书架》《藏车探险手记》。获得过2003年度“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近年来主要在藏区游历,执迷于雪山峡谷和广袤无垠的高原牧场,对藏民族文化与宗教情有独钟,有多部反映藏民族现实生活及历史文化的书籍问世。2018年1月23日,其作品《重庆之眼》获得第十九届《当代》文学拉力赛2017年度五佳作品,得票排名第5位。
    《水乳大地》为范稳的力作之一,小说以西藏东部边缘地区一个世纪以来的风云变化为背景,塑造了一群非常有特点的人物形象:有藏传佛教的活佛,纳西东巴教的代表,基督教的传教士;有红汉人的干部还有不惧天地鬼神的康巴汉子,以及西藏土著宗教苯教鼻祖的魂灵,小说就是在这种宗教和现实交错、多种民族混居、多种文化相互冲撞与融合的氛围里,打造出了一系列惨烈而有光彩的故事和性格突出、生动可见的人物形象。小说叙述滇藏交界处,卡瓦格博雪山之下,澜沧江大峡谷之中所发生的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时间跨度长达百年。小说内容丰富,头绪纷繁,人物关系盘根错节,可以说它描写了包括藏族、纳西族、汉族在内的这块五方杂处之地100年来的历史变迁。虽说写变迁,却并不沿用习见的社会政治历史视角,也不沿袭家族故事的老套,而是侧重于宗教衍变交融史的角度。这一选择本身就带来了某种新异性。小说以20世纪初两个法国传教士进入澜沧江峡谷掀开了故事的帷幕,我们得以饱览了一场神父与喇嘛斗法的“教案”。作为贯穿性情节主干,似乎小说主要在讲野贡土司家族与大土匪泽仁达娃家族以及纳西族长和万祥等人延续了三代的恩仇爱恨,然而这不过是线索而已,全书的容量要大得多,与之相联系的,是众多面目各异的宗教人物和不同民族的青年男女的出场,不啻推开了一扇锢闭既久的门窗,让我们从这里观看人与宗教的复杂关系,然后观看峡谷里的“百年孤独”。
    很久以来,中国当代文学没有人如此怀有激情地表达过宗教,也少有人如此热烈地描写那些荒蛮而瑰丽的大自然风光,更难得看到对生命与生命,与神灵的碰撞迸射出的火花。范稳的《水乳大地》展现了这一切,这是文化、信仰与生命强力碰撞交合的瑰丽画卷,垂挂在当代文学荒凉的祭坛上,它是对一种生命史的祭祀,也是对一种宏大写作的哀悼。而当初写《水乳大地》时,范稳说自己并没有奢望它能成为中国最好的小说,只希望它是一部有理想倾向的书,一部能代表藏东及滇西北一带多民族混杂地区某种人文精神的书,一部让读者觉得好看的书,一部让他感到写得痛快并代表他文学追求的书。当然,他还有一个愿望:“我还希望它能给疲惫委靡的文坛一记重拳。”藏域风情,严酷的环境,宗教冲突,生命的艰险与瑰丽,一部作品融入了如此多的内涵,《水乳大地》以它沉甸甸的分量在2004年的中国文坛占据了醒目位置,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刚两个月便迅速走红市场,在首印两万册基础上又做了第二次印刷。 
    这个描写西藏与云南交界处卡瓦格博雪山下澜沧江峡谷里整整一个世纪的故事,其生活原型位于西藏自治区芒康县的盐井纳西族自治乡,它是西藏惟一的纳西族自治乡,惟一的天主教村庄。“过去我认为一个汉族是无法写民族地区的小说的,最多只能写点散文、游记之类的玩意儿。因为你骨子里流淌的不是人家的血液。”范稳说。但这一想法随着范稳1999年第一次沿着滇藏茶马古道进入西藏以后改变了。在多次到藏区后,他发现文化背景的东西是可以学习、感悟的,可以学会用藏族人的眼光看雪山、森林、草原、湖泊和天空中的神灵。“而且我们还有丰富的藏学研究成果可运用,有那么多优秀藏族作家的作品可借鉴。所以,一个汉族完全可以写出地道的藏地小说。这不仅仅是一种挑战,更多的是在学习一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于是,在完成这部小说的4年时间里,前两年范稳几乎都是在藏区体验生活、做采访,平均每年要进藏四五次;在后两年的创作中,他仍然常常重返藏区。甚至在有一年的冬季突然丢下笔,从昆明跑到藏区的天主教堂和藏族教民一起过圣诞节,寻找“在现场”的感觉。有一次他被泥石流阻挡在峡谷里,最后跟随一队马帮翻越了无数还在流淌的泥石流堆,冒险逃了出来。2001年,他独自一人到盐井的教堂生活了一段时间,每天看书、写作、帮修女们劈柴、买菜、修鸡舍。在藏区的每一次旅行中,他喜欢走村串户的感觉,喜欢骑马漫游在高山峡谷中的浪漫情调,喜欢睡睡袋、在藏族人的火塘边一夜宿醉到天亮。粗略估计,他大约为写这部书跑了10多万公里的路。此外,他还拍了近万张图片,阅读了约1000多万字的各类书籍、史料,以弥补自己藏民族文化背景和宗教文化方面的不足。“我认为,以4年的时间来写这部书,就像上了一次大学。上大学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是人生转折点,而静下心来向一个民族学习,则是一个作家创作道路的重大转折,至少对我是这样的。选定一个民族作为自己的学习对象,就像我在大学里选定了一个专业,修了第二个学位。”范稳说。这部作品被称为“中国的《百年孤独》”,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但在具有很强竞争力的情况下,最终遗憾地与茅奖擦肩而过,成为那一届茅盾文学奖一大遗珠之作。之后范稳又回到藏区,甚至跟单位要求去迪庆藏区挂职工作了一年,回来后写成了又一部力作《悲悯大地》。
    如果说《水乳大地》的重点是在佛教、基督教和纳西族的信仰之间的冲突及融合的话,2004年他推出的新作《悲悯大地》则更多地把目光投入到了藏族人的生活本身,他们无处不在的神灵和宗教。《悲悯大地》通过澜沧江东西两岸两个家族的恩怨情仇,展现了藏族人的真正生存状态,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几乎将所有的关注者眼前照亮。澜沧江东岸住的是都吉家,世代以走马帮为生,积累了不少银子;西岸住的是朗萨家族,据说是吐蕃赞普们的后代,但他热衷于不择手段、强取豪夺,对东岸的富裕的都吉眼红手热。小说从上世纪初开始,以两个家族为两条主线,在老一辈的恩仇结束后,两边的少爷走向了不同的道路。洛桑丹增致力于成为藏教的上师,用一生追寻他的藏三宝——佛、法、僧,而达波多杰致力于成为藏族的英雄,用一生追寻他的藏三宝——枪、马、刀。洛桑丹增在杀死仇人后用了7年的时间从家乡一直长跪来到圣城拉萨学习佛法,在7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失去了兄弟、妻子、女儿。到达拉萨后,在修行的过程中,他又失去了母亲。最后他终于明白了佛法的悲悯。而达波多杰则用了10多年寻找西藏最好的宝刀、烈马、快枪,来报杀父之仇。历史的河流让两人在新中国即将成立时又一次碰头。达波多杰带领着一群贵族头人们和共产党对抗,战争即将开始,而洛桑丹增则用他的悲悯和自己的生命化解了这一场战争。这也让达波多杰明白了英雄不是某种虚名,而是奉献和牺牲,只有拯救人的心灵、救度苦难的众生,才是真正的英雄。作者以史诗的笔法表现了善与恶、人与自然、人性与神性等丰富的精神内涵,从而使悲悯的主题呈现出震撼人心的力量。其中精彩的细节、奇异的物事,真实地再现了当地人神共处的生活场景,也为我们展现了一幅20世纪前半叶藏区生活的风情画。特别是穿插于书中的田野调查笔记和读书笔记,更是以随笔的语言真实记录了作者走访西藏的历程,为读者讲述了一个又一个神秘的传说,结识了一个又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人物。对读者而言,所谓的“转世”“回阳”“朝圣”陌生而神秘,但是在作者的引导之下,对藏族的文化才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尽管书中的一些情节荒诞不经,比如狐狸变人、战神在云层间神出鬼没、灵魂缠身等等,但是毕竟这是作者笔下的一个故事、一个传说或者是一种想象,正是因为在特定的雪域佛土,这些故事的存在更有了合理性,也从另一个方面显示出藏传佛教的神秘悠久、博大精深。其实,作者想告诉读者的还是藏族人精神世界里真正的“藏三宝”到底是什么,他通过曲折生动的情节、鲜活感人的人物、深厚壮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为读者诠释出雪域佛土的人文画卷。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藏民族文化,范稳又花了三四年的时间写了长篇小说《大地雅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6月出版)。直至《大地雅歌》出版,范稳的“藏地三部曲”才宣告完成。这是他十年辛劳的成就。他说:“我为自己感到庆幸,十年来我做了一桩有意义的工作,把三本书奉献给我的读者,供奉给那片神奇的土地。不是我书写了这片大地,而是这片大地召唤了我。我服从了召唤,就像服从黎明的第一缕阳光,把我从黑暗中唤醒。”(《大地雅歌》后记)范稳怀着极大的热情书写藏地,是他内在的自我在召唤他去那布满神灵的大地,因此他的书写有了永不枯竭的冲动。
    范稳写作这部小说有一个相当明确的主题,那就是他要用爱来解释人的生命追求,这些为爱而生的人们是如何为自己的信仰而不惜一切代价,这片大地上的爱情之歌唱得悲怆凄迷。当然,小说的故事主线就是央金玛(后来皈依基督教改名叫玛丽亚)的爱情,一个是流浪歌手扎西嘉措(后来皈依基督教改名史蒂文)因为爱她与她私奔,逃到一个极其偏远的教堂小镇;另一个是强盗格桑多吉(后来皈依基督教改名奥古斯丁)也对央金玛一见钟情,不顾一切放弃做强盗,甚至后来放弃作为土司继承人的权利而住到教堂小镇。但他们的爱情却遭遇到藏地历史大变动的改变,革命突然降临,再也没有什么比20世纪的革命对这个地区的历史、对这代人的改变更为激烈。奥古斯丁转向了革命,而史蒂文成了革命的对立面,奥古斯丁在关键时刻给史蒂文一条生路,为此丢了公安局长的官职,但他在教堂小镇住下,与玛丽亚生活在一起。爱情又超越了革命。多少年后,史蒂文在台湾,已经步入老年,大陆开放,他从台湾来到教堂小镇,但物是人非,玛丽亚与奥古斯丁生活在一起,结果借着过那个滑索道,奥古斯丁可能是有意掉进湍急的河流,以死来成全史蒂文和玛丽亚……所有这一切,表明爱是自我拯救,已经替代宗教成为生命存在的最高信仰。
    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写出了三种力量的碰撞交合:藏地的佛教的神性力量、基督教进入藏地的影响力、肉身之爱引发的自我拯救力量。这样三种力量贯穿于“爱”的主题中,具体化于扎西嘉措(史蒂文)、央金玛(玛丽亚)与格桑多吉(奥古斯丁)的爱的关系中。这部小说力图对藏地文化进行去神秘化,也对佛教去神圣化,他想写出藏地文化及佛教可亲近的悲悯情怀以及更具有人情味的那种经验。当然,这与小说着力刻画的顿珠活佛的形象有关。顿珠活佛并未把基督教进入西藏看成是多么严重的入侵,虽然他也有异教的观念,但他以虚怀若谷的姿态与基督教对话。杜伯尔神父被贡布喇嘛射杀身亡,顿珠活佛把那本血迹斑斑的《圣经》收藏了,以此作为他对这个宗教对手的怀念。顿珠活佛被基督教神父带来的电影迷住了,他在银幕上看到自己的形象,对西方现代科技文明惊叹不已,在他的藏传佛教世界里不能理解这样的事物,这引起他的极大困扰。他一病不起,不是因为灵魂被洋人摄去了,而是他有着对外面世界的重新思考。但正当这两种宗教要沟通时,仇杀与革命先后到来,这一切都以鲜血告终。这样的活佛形象在当代中国文学中还极为少见,范稳写出更具有真实感的、与人性完全可以沟通起来的藏传活佛的心灵世界以及他的现代命运。看上去顿珠活佛并非小说的主角,但这一形象身上却注入了范稳对20世纪东西方宗教的冲突与融合的深刻思考。这给小说真正的主题——大爱提示了深厚的背景。男女之爱,最后还是向着“大爱”超越,它穿越了藏地文化,穿越了20世纪的中国历史。
    以前范稳也写过以都市爱情、机关生活、家庭琐事为题材的作品,但后来却越写越失望、越写越委顿。他说,那些小感觉、小波折、小悲喜剧当时觉得不错,时间一长就感到不过是一些重复情感和杯水风波以及累赘话语的堆积,没有波澜壮阔、大悲大喜、超出想像力的东西。所以近年来他一直在云南的大地上行走,为自己的创作寻找出路。直到终于在澜沧江大峡谷的深处找到一个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水乳交融的村庄,并从这个普通村庄看到人类文明进步的痕迹,看到信仰的代价和信仰的力量时,他被深深地感动了。“最近五六年我才明白,一个生活在云南的作家的优势就在于充分地利用本地区的民族文化资源,而不是跟在别人的后面,追逐文坛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文学潮流。”“在书房里,你绝对想象不出一个藏族如何走进天主教的教堂,如何用唱山歌的嗓子吟唱赞美诗;也想象不出澜沧江边的盐民们怎么用最原始古老的方法晒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盐;你更想象不出藏传佛教、天主教、东巴教三种宗教如何在这片狭窄的峡谷里从血与火的争斗、到水与大地的交融。在一方小小的天地里,在一个生存环境极为恶劣的峡谷中,民族、宗教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不同的文化与信仰,他们所经历的一切苦难和祥和,我以为就是一部20世纪人类进步与发展的启示录。”他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一直以他独特的汉人气质介入这片神秘领地,《水乳大地》一出手就令文坛惊异不已,这部大气磅礴的作品如长风出谷、春回大地。而随后的《悲悯大地》略显紧张和险峻,生僻有余而从容不足,《大地雅歌》则可以看到范稳更为沉稳轻松的叙述,如“雅歌”般优雅飘逸、挥洒自如,显示出他对藏地文化和生存于这片土地上的人人的命运有了新的认识。
    戴眼镜的范稳文人气浓厚,说话速度很快,谈起藏地文化和生活抑制不住的兴奋。作为一个汉族作家,他最引以为豪的就是:“藏族朋友和评论家都认为我写的西藏是地道的,专业的。”比藏族作家阿来、扎西达娃,范稳认为他们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把自己的民族文化诠释得举重若轻,虽然这种优势他永远不可能拥有,但他会有跨文化写作的优势,就是他能用一种比较的眼光来看待藏族文化,比如他会为藏人的信仰感到震撼,就是因为周边的人没有信仰,而对于阿来等藏族作家来说就见惯不惊了。范稳承认自己崇尚英雄主义,因为他喜欢这样的英雄人物形象:放荡不羁,豪迈血性,狭义肝胆,并且时运不济。这种英雄他在康巴人中找到了。他是一名受洗了的天主教徒,对每一种宗教都以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目光去审视。他说,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人,他站在自己的宗教立场上说话;作为一名作家,他站在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写作,努力做到客观、公正。(燕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