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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大师潜力——葛亮
发布时间:[ 2018-10-19 10:30 ] 文章来源:< 综合 > 浏览量: 3875

    祖父是中国著名书画家、艺术史家葛康俞,太舅公是陈独秀,表叔公是“两弹元勋”邓稼先。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的家族勾连起了中国近现代史。在葛亮看来,家族传承赋予他无数创作灵感。他的作品中,既有像《朱雀》《北鸢》这样的小说,以当代人的视角深入历史脉络,书写近代历史、家国兴衰;也有如《浣熊》《问米》等小说,切入当下社会,描摹都市的人间烟火。他也将这份家族烙印注入了他对城市和地域文化的关注。《朱雀》叙述的是南京几代人的沧海桑田、风云变幻,《七声》包括南京和香港两地的人物故事,《浣熊》则写出他如今生活的香港……他就是葛亮。
    葛亮1978年出生在一个历史耀眼的世家,他父亲本来最可能继承祖父的衣钵,七八岁时就能临摹出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但生不逢时,祖母经历了对艺术家不公的时代,为了不再看到儿子的悲剧,就坚决不让葛亮父亲学艺术,于是他父亲转学了理科。葛亮生在南京,从小被父亲逼迫地养成了阅读和绘画的习惯,那也是父亲未竞的艺术梦想在他身上的寄托。虽然年幼时的阅读对葛亮是一种负担,但到了想写小说的20岁出头的年龄,那段无意识的准备给他带去了最大的帮助,从小在南京城里接触到的人和景致也最终滋养了他,提供给了他宝贵的题材和故事,建立了他和这个城市割不断的情感。葛亮在南京读完大学去了香港,读书、工作,一晃十年,拿了香港大学中文系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定居香港,任教于香港浸会大学,出版了三本小说,在台湾崭露头角,获得了台湾联合文学新人奖、香港艺术发展奖、艺术新秀奖等众多奖项。
    香港这个城市的生存压力无法让他全职写小说,但反过来又促进了他的写作,在香港从2004年到2009年的5年翻阅故纸堆和对记忆的检索中,2009年,葛亮最终完成了长篇小说处女作《朱雀》,不仅成功地在纸上留下了一个业已消失的旧日南京,也使他跳入了华文文学世界的视野,惊艳四座。《朱雀》获选2009年亚洲周刊全球华人十大小说,斩获2016年央视“中国好书”“华文好书”评委会特别大奖、当代长篇小说五佳、中版年度十大中文好书等多项大奖,被媒体评价为“是那种属于鸿篇巨制的大作品”,“寥寥几笔感天动地,文学功力与用心直逼张爱玲”。他是这一奖项迄今最年轻的获奖人,名字和张爱玲、虹影、苏童、阎连科位列一起。之后,他又出版了长篇小说《北鸢》《七声》《 谜鸦》《 浣熊》《戏年》,文化随笔《 绘色》,学术论著《此心安处亦吾乡》等。部分作品译为英、法、俄、日、韩等文字。曾获首届香港书奖、香港艺术发展奖、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首奖、台湾梁实秋文学奖等奖项。作品被收入当代小说家书系、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入选2008年、2009年、2015年中国小说排行榜和2015年度诚品中文选书。2016年他又以新作《北鸢》再获亚洲周刊全球华人十大小说奖。
    《朱雀》讲述的故事发生在千禧年之交,苏格兰华裔青年许廷迈回到父亲的家乡南京留学,在秦淮河畔邂逅了神秘女子程囡,由此引生了三个世代的传奇。故事回到1923年,女孩叶毓芝随着父亲来到南京继承祖业。1936年,亭亭玉立的毓芝与日本人芥川热恋,战争前夕生下一个女婴。毓芝在南京大屠杀中惨死,她的女儿辗转被妓女程云和收养,取名程忆楚。时间到了20世纪50年代,程忆楚已经是大学生,爱上马来西亚侨生陆一纬。然而好事多磨,陆一纬被划为“右派”,发送北大荒。“文化大革命”爆发,程家无人幸免,程云和自杀,程忆楚下嫁给强暴她的一个工人。“文革”结束后程忆楚守了寡,旧情人陆一纬却又不期然地出现……阅读《朱雀》是一段需要耐心和等待的过程,小说开头是由苏格兰华裔青年许廷迈迷失在南京夫子庙开始的,跟着他那迷失的眼睛和探寻的脚步,读者不知道会被带到哪里。但像任何一段迷失的旅途一样,惊喜总是不断,当沿途的景致一点点铺展开来时,惊叹也随之而来。在“探寻”的过程中,葛亮文字中的优雅让人愉悦,人物命运的曲折让人揪心。曲折中隐含着坚强,是属于女性隐忍的坚强,充满了不折不扣的生命力。当所有未解的命运在结尾都清晰之后,掩卷时,不得不感叹,这是一位怎样成熟的、充满了才气的小说家。因此,旅美文学评论家王德威称赞“《朱雀》展现的气派为葛亮同辈作家所少见”,作家莫言也高度评价他:“葛亮是具有超人禀赋和良好训练的青年才俊,《朱雀》是兼有人文地理和灵魂拷问的新型小说。他像写自家的家园一样写出了一个他的南京,他像写自己的亲朋一样写出了众多的人物。”
    《朱雀》最大的难题是年轻人对历史的态度。小说从一个苏格兰华裔青年的角度去看中国、看南京。葛亮为什么要这么写?莫言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系列里面有各种文化元素积淀,包括历史、审美、各种叙事元素甚至强烈的家国意识,因为莫言这代作家和历史之间有种深刻血脉联系和天然的亲近感。而葛亮作为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作家,相对来说历史感比较稀薄,所以在写《朱雀》的过程中,他更加重视对历史情景的重新建构,对历史、审美、家国意识等元素的整合与积淀。书中涉及到很多历史事件,特别写南京1937年,还有“反右”“文革”,即使是“文革”结束到改革开放初期,对他来说都很缺乏记忆。但因为没有直接地去触碰过这些历史,反而在创作时会呈现出巨大的想象空间和更为自由的状态,葛亮称这部小说是他“作为一个年轻人到现在这个阶段对自己家族的某种回馈”。正因为在《朱雀》中书写了家国兴衰,葛亮被称为年纪尚轻就“有一个老灵魂”,但他自己说不希望读者把《朱雀》当做历史小说来读,“因为它里面含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文化元素,还是能体现出年轻人的视野跟活力,所以不管有没有老灵魂,我还是觉得自己是活在当下的年轻人”。
    可以说,家国之念赋予葛亮创作灵感。他从小喜欢读书,其中大部分是祖父一辈的藏书,这让他年少时便构建出一个作家对文字的尺度。葛亮说,自己对祖父特别崇敬,他感念最深的是祖父身上始终有着深厚的家国之念。祖父给他的大伯和父亲取小名,大伯叫双七,以纪念“七七事变”,父亲叫拾子,取自岳飞的《满江红》,有重新收拾旧山河之意。正是家族对葛亮潜移默化的影响,让他在写作中始终保持着使命感。他从家本位的角度,以“人之常情”去“观照”历史。例如,《北鸢》里写主人公昭如在乱世之中依旧苦心经营家业:“家道败下去,不怕,但要败得好看。人活着,怎样活,都要活得好看。”葛亮坦言,这段话最后凝聚成中国人常说的“体面”二字。在他看来,体面其实是内心的尊严感,无论是面对喜乐或是苦厄,永远不能放下这种尊严感。
    《北鸢》(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10月版)起笔于民国商贾世家子弟卢文笙的成长,收束于上世纪中叶。将波诡云谲的民国动荡史寄予两个家族的命运沉浮,书写中国最为丰盛起伏的断代。人生一线,恰似风筝。命运漂浮无着,人亦应有自己的主心骨。政客、军阀、寓公、文人、商人、伶人,书中上百位经典民国人物进退于沧桑,全书群落交织,浑然磅礴。文笙在大时代的风云中辗转历练,且行且进,最终尘埃落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来处,了解来处才知道自己的去向。在故事的日常精微与家族兴颓里,藏着我们过去以及未来的影子。小说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云和曾经是秦淮河畔的一个头牌妓女,她坚强地经历过日本对南京的侵略,经历了“文革”的被批斗,拉扯着两个孩子,终身未嫁。葛亮承认对她的塑造是最为动情的:“她可以说是我写得最满意的一个人物,我觉得她可以说是南京这个城市的代言人。她那种通达无论是治世还是乱世中的风度,处事的游刃有余,在世故中又保持着一种纯真,这些都是这个城市的品性。”“我觉得,一方面她很会做人,对什么人说什么话,有一个恰如其分的相处。同时她作为一个母亲,她经历了那么多还能保持最基本的做人的良善、悲悯,到后来她为了自己养女做的牺牲,在她身上我写得最动情。”葛亮觉得云和将外在和内心两种体面融合得比较好。内心体面指尊严感,在最动荡的历史交接点,她选择去牺牲了自己,但没有牺牲尊严。比方说她在圣诞前夜被日本兵带走,被摧残了一个晚上,但第二天回来她可以非常优雅地从日本兵的摩托车上走下来,这是一个真正有力量的女人,她虽然肉体上受到了侮辱,但是精神上可以保持高贵。再比如说,在“文革”的时候,她表现人生的一种机智,她同样是牺牲了身体的尊严,她为了证明自己曾被日本人欺凌过,为了表现她和政府是站在同一边,将上衣剥开,暴露乳房,给人看当时受的伤。你会觉得,作为一个女人,她失去了一种表面上的体面,但是她获取了内心的尊严,包括她最后走向死亡的那一刻,她都不忘拢一拢头发,脱口一句唱词,安静地坐下来,对老情人说了一句话:“以后再没有人为你烧纸了。”然后非常安静地结束了生命。直到她临死的那一刻,她仍然是个高贵的女人。2016年,《北鸢》横扫了各大媒体和书店的读书榜单,斩获了国内十余项图书大奖。2017年5月,《北鸢》入围京东文学奖。
    “人间烟火”这四个字从某种意义讲代表了一个时代中最平朴和日常的氛围,这些发生在你我身边的非常朴素简单甚至于微小的人与事,如涓涓细流,共同汇聚成这个时代真正的声响。葛亮小说便以“人间烟火”系列为名,观照他人人生风景,回响芸芸众生心声。“一均之中,间有七声”是“人间烟火”系列的创作主题。斯文特拉说每一个作家都必须为自己的成长写一部小说,《七声》正是从作者自己的成长经历出发给予读者的一份真挚回馈。“这部小说是关于生活的七宗。有些人的人生,已是水落石出的结局。经年的快与痛,此时此刻,已成一波微澜。”这是葛亮在短篇小说集《七声》的自序《他们的声音》中所说的话,透出小说这样的主旨:这是一个人的声音,同时也是一群人的声音,在这声音的脉络里读者能体会到,这是我们共同的休戚与共的经历。每个人的声音虽然细隐,却与大时代强音同奏。于是,读者从《七声》中一则则平凡又跌宕的人生故事,呼出了流淌于市井坊间的动人旋律。《北鸢》结尾是这样一幅画面:两个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老人,最后坐在一个叫夏场的广场上放风筝。一位坐在轮椅上,和老伴絮絮地闲话家常,另一位摊着手,充满温情地看着自己相携相伴将近50年的太太。他们同时将手中的风筝线越放越长……《七声》又把这一画面延长,《北鸢》主人公文生和任珍命运的留白,在《七声》中尘埃落定,有了完整结局:他们经过了长久的相识相认相知相爱的过程,经历了时代的跌宕之后,终于回到安稳踏实的生活。他们相濡以沫,不离不弃,走向了一种极为温暖而丰盈的归宿。
    《七声》(台湾联合文学出版公司2007年3月版)是葛亮在台湾出版的第二本小说。与第一本《谜鸦》比较起来,这本小说集中运用的写作技艺与《谜鸦》各有千秋。《七声》亦可称作是葛亮的半自传,故事涉及的人物、处在的地点,除了故乡南京外还推衍至香港与海外。《七声》以白描手法写出七则南京和香港的人物故事。作者以孩童至少年毛果为视角,回忆往事故人,总共七则小人物记事,像穿珠一般,串起边缘人、世间事,可分立也可合观的七段卑微人生:外祖父母毕生不渝的深情《琴瑟》,一个木工师傅的悲欢人生《于叔叔传》,一个叛逆的女大学生素描《安的故事》,一个弱智餐馆女工的卑微遭遇《阿霞》等等。葛亮不再诉诸《谜鸦》的神秘奇情,转而规规矩矩地勾勒人生即景;故乡南京的人事尤其让他写来得心应手。他的叙事温润清澈,对生命的种种不堪充满包容同情,但也同时维持了一种作为旁观者的矜持距离。《于叔叔传》《阿霞》两篇特别动人,尤其是前者几乎可以当做新时期以后市场经济崛起的寓言来读,颇有讨论空间,后者则是延续正宗欧西现实主义风格,以底层社会、心地简单人物的遭遇反映人生百态。正如张瑞芬教授所言,“他的语言干净洗炼,节奏迅疾,有三月阳春的飒爽与清奇,冬雪落在地上般鲜明的印子,带领着读者步步寻向不可知的径外人世”。称赞他的故事里没有历史的笨重感,也没有走火入魔的实验手法,而是以一条清亮嗓音,别辟蹊径,重新回归说故事的趣味。《七声》文字清新明净,配合叙事者毛果有情而又不失矜持的角度,显得温柔敦厚,充分看出作者葛亮在小说创作上进境显明、技巧愈隐、余味更厚,其悲天悯人的写作风格、日常温暖的民间书写,在大陆出身的年轻作家中独树一格。作家张悦然就如此评价他:“葛亮一直都是在用善良的目光看世界,因此他笔下的角色很容易牵动读者的心。那是一种隐没的深情。非常喜欢《七声》里面,毛毛走走停停经过的那些人。他们被他聚集在一起,想起来让人觉得很温暖。”
    2017年12月8日,葛亮凭借《问米》获得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短篇小说奖。2018年5月,他又以《问米》为题,甄选了自己近年来创作的七篇具有悬疑感的中短篇小说结集出版。《问米》是一本充满悬疑感的小说,是葛亮在家族民国史写作后的一次全新尝试。书中写了七个当代背景的故事,讲述的是民间经常发生的真实事例,听起来神奇悬幻,让人大开眼界。开篇讲的是一个旅居越南的通灵师阿让的故事,有悬疑的意味。“我的这部小说中都是些平常的庸常的角色,但我想要的是激发出平常与非常中人性的张力,体现出人性极致的一面,这不是普通的日常生活常态下能够考量的,我要去展现在波澜不兴的生活的表象之下,一种暗潮涌动,所以用了悬疑的元素,这样更能抵达人性的彼岸。”问米起源于中国,是将亡故的亲友灵与家人相互配合的法术,通过神婆把阴间的鬼魂带到阳间来,附身于神婆,与阳间的人对话,因为在做这些仪式的时候,会在旁边放上一碗白米,所以被称为“问米”。是中国民间求问神灵的方式,也是人在无助时以这样的方式来寻求心理安慰。葛亮表示,《问米》是写当下其实也连接着传统,它承接的一种中国的志怪传统,这和某种对世界抽象的认知是有渊源的。批评家马季分析葛亮作品的这段话可以让我们清晰《问米》的写作意图:“葛亮作品的重要价值在于把文字转化成一种衡器,用以衡量时空变迁中人的心灵变化,并将此作为一种指标体系,互为因果地评价时空纬度对人的影响。这仿佛科学研究一样的方法,令他的写作充满了历史感。历史感通常是一种使命感,但这种使命不是‘受命于天’,而是来自于作者本人对时空变迁充满的失力感和焦虑感。从总体上来讲,每个人类个体的生命都是悲剧,因为从时间上来看,人无一幸免地走向以死亡为结局的终点。但宿命的悲剧并不应该成为人类悲伤的理由,它的意义更在于将警示人们珍惜短暂的生命,即在有限的时间之内拓展空间范围,实现密度的增加。人是时空中的一芥微粒,但它又可以无限大,因为它是时空这一超越现实场景的组成。历史感是人对自身这种客观身份所体现出的使命感。因而小说对于人生的意义,就将是对人生密度的称量与解构。”
    只能说,年轻的葛亮是一个非常敏锐而细腻的作家,他有宏大的叙事企图,文字干净冷隽,充满良善与温暖,能给读者带来宁静会心的阅读体验。有人说,小说是在复制人生,临摹人生的真实性。然而,我们的人生毕竟只有一次,透过阅读,我们从他人的故事中找到更多人生。而葛亮就为我们提供了丰富多样的人生模本,我们在他的文字中体会民间风情所传达出的温柔与幸福。
    快马扬鞭的滚滚红尘,跌宕起伏的阡陌历史,市井街巷的人情应答,都给他以冲击和启迪。几年前,我曾经在马来西亚的华文作家研讨会上见过他,帅气,干净,羞涩,白衣少年,倚马啸秋风,儒雅气度下掩不住那股早熟、机警和聪慧,很有修养和气场。回头再读他的作品,我忽然觉得,看葛亮,不单看他一个人玉树临风,也要看他丰厚的阅历和站在他身后的漠漠但广袤的人群。这使他的小说跳脱一人一物,而拔升到凝视一个群体跟其共同命运的悲天悯人,感染力十足。一句“最具大师潜力的青年作家”赠予他,确实当之无愧。(燕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