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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将一生献宏谋——于敏
发布时间:[ 2018-12-26 11:02 ] 文章来源: 浏览量: 3507

    2018年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王沪宁宣读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表彰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人员的决定》。决定指出,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授予于敏等100名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
    这不是于敏第一次获得国家级大奖的殊荣。2015年1月9日10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89岁的于敏坐着轮椅,缓缓来到主席台中央,接过国家主席习近平颁发的“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荣誉证书。
    “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而严肃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入强国的事业之中,也就足以自慰了。”于敏是一个神秘人物,由于保密的原因,他的著述多未公开发表。直到1999年9月18日,于敏才重回公众视野,作为23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代表发言。在这之前,因为从事工作的保密性,他隐姓埋名长达28年。惊天的事业,沉默的人生,这句话浓缩了于敏与核武器研制相伴的一生。
    一、男儿何不带吴钩
    1926年,于敏出生于天津,青少年时代历经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在战乱中度过。在那个自视为“亡国奴”的屈辱年代里,于敏看到的是岳飞《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里“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的国殇。
    兵火轰隆的日子里,于敏性喜安静,喜欢读唐诗宋词和历史演义。他崇拜诸葛亮运筹帷幄、决战千里之外的智慧,向往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倾慕岳飞和杨家将的精忠报国以及文天祥的威武不屈和凛然正气。他把为国纾困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人物身上。
    1941年,于敏进入天津木斋中学读高中,因成绩优异被推荐转学至耀华中学读高三。此时,他遇到了两位恩师。
    语文老师王守惠,讲解古文和古诗词时,必会把每一篇作品置于一个大的时空中,将写作的背景、文学的渊源和价值以及作者的家事等讲得透彻明了。这种教学方法使于敏很受启发:思考和分析问题也应如此,将对象置于一个大的环境之中,用高屋建瓴的眼光去观察和分析。他也因此发现了自己为何会倾心于《三国演义》里的恢宏场面和弘大背景,诸葛亮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正是源于其开阔的视野以及善于把微观的事情放在宏观的大环境中进行分解和缕析。
    另一位是数学老师赵伯炎,讲课时喜欢讲授数学题的各种解法以及不同解法的来由,要求学生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这种耳濡目染尽管只有一年,却使于敏受益终生,他由此逐渐养成了自己的一套思维方式,善于从宏观角度处理微观问题,具有开阔视野和战略眼光,且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善于抓住问题的本质。
    于敏意识到,他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纾困之路——内向好静思,不喜交际,喜欢动脑不喜欢动手,这样的自己适合学习科学。因此,当朗诵起李贺的“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时,于敏想到,他的“吴钩”就是科学,他要用科学收取“关山五十州”。
    1945年高中毕业后,于敏考取了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但他发现那儿的老师并不喜欢刨根问底和追本溯源,难掩失落。更失落的是,强调动手能力的工科,并不适合“心灵手不巧”的他。沉静好思的性格使他更倾心于理科,他喜欢并选修了理论物理,并最终弃工从理,转至理学院物理系。
    在物理系,于敏的学号1234013常年排在成绩排行榜的第一名。
    1949年,于敏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并考取了张宗燧的研究生。
    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被我国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器重,调入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当时,国内没人懂原子核理论,于敏的研究对于中国来说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他很快就掌握了国际原子核物理的发展情况和研究焦点,对原子核物理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站在了国际前沿。
    20世纪50年代,基本粒子研究尚无大进展,于敏在平均场独立粒子运动方面发表了《关于重原子核的壳结构理论》《关于原子核独立粒子结构的力学基础》等颇有分量的论文。
    1955年,以朝永振一郎(后因量子力学研究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代表团访华,听了于敏关于核物理方面的报告后问道:“于先生是从国外哪所大学毕业的?”于敏风趣地说:“在我这里,除了ABC外,基本是国产的!”回日本后,朝永振一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专家一号”。
    1962年,在原子核理论中创立了集体运动模型的丹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A·玻尔访问北京,于敏担任翻译,两人探讨过学术问题。玻尔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亲自邀请他去哥本哈根,于敏婉谢。
    与同时期从事核武器研制的大多数同仁不同,于敏不曾出国留学或进修。王淦昌曾留学德国,邓稼先和朱光亚曾留学美国,郭永怀曾留学加拿大和美国,彭桓武和程开甲曾留学英国。
    于敏那时却不曾踏出国门一步,他对此有些许遗憾。“如果生在现在,重新上大学,我当然会留学。”他说,“土专家”不足为法,科学需要开放交流和广阔视野,但留学后须“回国再给国家做点事儿”,而且“不要到老了才回来,落叶归根只能起点肥料作用,应该开花结果的时候回来”。
    三十余年后,当自己唯一的博士研究生蓝可即将毕业时,于敏并没要求她留在身边做研究。“于老师希望我出国留学,完成他的‘留学梦’。”蓝可说。
    “但是,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强调献身祖国。”蓝可说,“于老师建议我出国两年,开过眼界后就回国作贡献。”
   
二、了却君王天下事
    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中,“于敏”的条目下写着:“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研制氢弹就摆到了第一位。
    其实,于敏也没想到这辈子会与氢弹结缘,没想到个人与国家的命运绑得这么紧,一次与钱三强的秘密谈话,让他的人生改变了轨道。
    1961年1月的一天,于敏奉命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一见到于敏,钱三强就直截了当地对他说:“经所里研究,请报上级批准,决定让你参加热核武器原理的预先研究,你看怎样?”
    从钱三强极其严肃的神情和谈话里,于敏明白了,国家正在全力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理论也要尽快进行。
    接着,钱三强拍拍于敏肩膀郑重地对他说:“咱们一定要把氢弹研制出来。我这样调兵遣将,请你不要有什么顾虑,相信你一定能干好!” 片刻思考之后,于敏紧紧握着钱三强的手,点点头,欣然接受了这一重要任务。
    “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
    “这个决定改变了我的一生。”从此,从事氢弹研究的于敏便隐姓埋名,全身心投入到深奥的核理论研究工作中。
    当时国内很少有人熟悉原子能理论,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于敏又是惟一没有留过学的人,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后来站到世界核科学的高峰。彭桓武院士说:“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他没有老师,他的工作是开创性的。”钱三强称,于敏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研制工作初期,于敏几乎是从一张白纸开始。他拼命学习,在当时中国遭受重重封锁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搜集国外相关信息,并依靠自己的勤奋进行艰难的理论探索。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美国人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是四年零三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前苏联四年零三个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计算的繁复。而我们的设备更无法与他们比。国内当时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于敏用来氢弹设计。不过,穷人有穷办法,于敏记忆力惊人,他领导下的工作组人员,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交到了钱三强的手里,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被攻克。四年中,于敏、黄祖洽等人提出研究成果报告69篇,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世界上引起轰动。1965年1月,毛主席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远景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要快。”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下达命令:把氢弹的理论研究放首位。这年,于敏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9月,38岁的于敏带领一支小分队赶往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抓紧设计了一批模型。但这种模型重量大、威力比低、聚变比低,不符合要求。于敏带领科技人员总结经验,随即设计又一批模型,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
    于敏高兴地说:“我们到底牵住了‘牛鼻子’!”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年底,于敏开始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在氢弹原理研究中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解决了热核武器大量关键性的理论问题,并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1967年6月17日早晨,载有氢弹的飞机进入罗布泊上空。8时整,随着指挥员“起爆!”的指令,机舱随即打开,氢弹携着降落伞从空中急速落下。十几秒钟后,一声巨响,碧蓝的天空随即翻腾起熊熊烈火,传来滚滚的雷鸣声……当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多年后,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访华时,同于敏晤面,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是“中国的氢弹之父”。
   
三、更看谋略称筹幄
  于敏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使命,他想起了当初听到钱三强告诉自己那个决定时,脑海中闪过的一个念头:突破氢弹技术后,回去做基础研究。“文革”后,钱三强也数次问于敏是否想回科学院。但于敏最终没有“回去”。
  20世纪80年代,在原子弹、氢弹等技术相继突破后,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黄祖洽、秦元勋等曾经共同奋战在核武器研制一线的骨干相继离开九院。
  昔日群星闪耀,如今只剩下于敏、周毓麟、何桂莲三人。
  于敏也想过离开,但“估计自己走不了”。他知道,第一代热核武器虽然解决了有无问题,但性能还需提高,必须发展第二代核武器。于是,他留了下来,突破第二代核武器技术和中子弹技术。
  在那些日子,于敏会常常想起诸葛亮,矢志不渝,六出祁山。
  1984年冬天,于敏在西北高原试验场进行核武器试验。他已记不清自己是第几次站在这严寒的高原上了,他曾在这片试验场休克昏倒,他还记得多年前自己曾在这黄沙大漠中大声吟诵“不破楼兰终不还”。
  此刻,高原上响起了另外的高亢朗诵之声。
  “先帝深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在试验前的讨论会上,于敏和陈能宽感慨忧虑,不由地朗诵起了诸葛亮的《后出师表》。
  不过,不同于诸葛亮的“出师未捷身先死”以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于敏的事业是“可为”的,而且凡事大多“逆见”。这次试验很成功,为我国掌握中子弹技术奠定了基础。
  1986年,于敏对世界核武器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认为美国核战斗部的设计水平已接近极限,再多做核试验,其性能不会有很大提高。为了保持自己的核优势,限制别人发展,他们很可能会加快核裁军谈判进程,全面禁止核试验。倘若那时我国该做的热核试验还没做,该掌握的数据还未得到,核武器事业可能功亏一篑。
  于敏向邓稼先表达了自己的忧虑,邓稼先也有同感。于敏建议上书中央。于是,由于敏起草,邓稼先修改,胡思得执笔,向中央递交报告,希望加快热核试验进程。
  后面发生的事果然如于敏所料。1992年,美国提出进行全面禁止核试验的谈判。1996年,全面禁核试条约签署。那次上书为我国争取了10年的热核试验时间。接着,于敏又提出,用精密计算机模拟来保证核武器的安全、可靠和有效。这个建议被采纳并演化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
  “这次上书建议可以与原子弹和氢弹技术突破相提并论。不然,我国的核武器水平会相当低。”胡思得直言。
  正如宋朝诗人吕声之诗中所言:“更看谋略称筹幄,会见精神坐折冲”。于敏的谋略,“折”掉了美国的阴谋。因此,于敏又被视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战略家,从某种程度上看,他甚至做到了像诸葛亮那样,运筹帷幄,料事如神。
  
四、留取丹心照汗青
    2012年,俄罗斯首先销毁了自己所有的氢弹,成为无氢弹核国家,而美国则在2013年销毁了所有氢弹,加上英国和法国已经在上世纪就不再生产氢弹,在已知的五大核国家中,只有中国拥有世界上仅有30枚可使用的氢弹。因为中国的氢弹是“于敏”型!
    氢弹只有2个构型:美国的“泰勒-乌拉姆”构型(T-U构型)和中国的于敏构型。
    美国的叫做T-U构型,苏联是偷美国的;英国是美国教的;法国是英国教的;美国模式不太稳定,制造出后要在短时间用掉,否则容易出事失效。
    中国是自己弄独立于四国之外,中国的叫做于敏构型。中国的模式稳定性更好,比较安全有效期长。
    因为于敏构型的弹头好像可以长期保存,所以现在五大核国家,唯一还保有战备状态氢弹弹头的只有中国。而美国模式不稳定,保留战备花费太大,也没必要。现在打战用不到千万吨级的氢弹的。中国由于于敏模式比较稳定所以中国模式的氢弹可以长期保存。
    于敏的学术贡献令后辈们高山仰止,但他更以温和善良的性格赢得了身边人的爱戴,同事和晚辈们都亲切地称他为“老于”“于老爷子”。他非常重视对年轻人的培养和提携,单位的晚辈们都特别喜欢向他请教。同事们总结,向于敏请教有“三不”:不论时间场合,随时随地可以提问;不论范围,物理、力学乃至其他相关学科都可以问;不论问题大小难易,一样耐心解答。
    于敏家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幅条幅:“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所谓宁静,对一个科学家来说,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趋,不为利益所害,始终保持严肃的科学精神。”于敏说。(吟啸徐行)